馬克思關于機器大工業工作原理的相關論述，為本文構建產業體系分類模型提供了理論支撐。

馬克思指出：“一旦工廠制度達到一定的廣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別是一旦它自己的技術基礎即機器本身也用機器來生產，一旦煤和鐵的采掘、金屬加工以及交通運輸業都發生革命，總之，一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力，一種突然的跳躍式的擴展的能力。”因此，一國或區域產業體系承載發展生產力，在制造業的發展支撐下，需要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等子系統的配套支撐與交互作用。正是憑借著煤———鐵———蒸汽機的協同，英國成為工業革命的弄潮兒；正是憑借規模驚人的鐵路、鋼鐵、集中分布式電力和重型機器之間的大協同，美國才在19世紀末期成為第一工業大國（楊虎濤，2020）。并且，在開放的競爭格局中，如何以制造加工技術為突破口，統籌協同好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之間的共生關系，是世界格局下產業體系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增強產業體系競爭力必須直面的發展命題。一方面，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為整個產業體系提供了轉型升級所需物質技術的核心支撐，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和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本身的創新發展，依賴于制造業提供的生產加工技術；另一方面，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與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的升級發展，有助于促進資源要素的流動速度和優化配置的廣度、深度等，通過提高資源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創新配置效率，拓展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的可能性邊界，從而在進一步的分工與協作中擴大市場量能甚至創造新的市場，市場總需求規模的擴大、結構的多元、場景的豐富等，將反過來拉動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向著更好滿足市場需求的方向升級演進，進而通過產業體系中各個子產業體系的良性循環推動實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根據構建的分類模型，產業體系是由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等相互關聯構成的具有結構演進特征的有機系統，各構成體系在整體產業體系中相互作用并共生動態演進，承載社會生產力量變積累和質變躍遷。

從某種程度上看，人類社會發展史其實是一部能源利用史。能源問題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人們為了爭奪能源而打個你死我活，企業因此繁榮或衰敗，國家因是否能獲得能源而上升為世界強國或地位下降———凡此種種，皆依賴能源。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能源是文明發展的基礎，但在把能源轉換成歷史發展的動力過程中，人類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都施加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發展的能源基礎主要是光合作用，被動式的能源獲取方式和條件也就限制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業革命之后，伴隨發展需要和技術水平提升等，人類積極發掘地球上各式各樣的能源，凝固的太陽能（煤炭）、液態的太陽能（石油）、間接利用煤炭的電力，甚至最新科技的核能等，主動破解能源制約的方式與條件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表1梳理了工業革命以來能源供給的大致演變歷程，從傳統的水力、蒸汽動力到機械動力、石化動力乃至新能源等，能源成本與動力續航里程等的變化，影響到產業、技術、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制度、消費習慣等的變遷，進而最終在需求的收入彈性即社會需求結構與生產率提升率即技術進步等的綜合作用下，產業體系中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處于長期的動態演進之中，并且在這個演進的過程中，保障產業體系演進的能源供給來源日趨多元化，包括傳統能源和新型能源并將長期共存，進而有助于產業體系共生系統的有序演化與交互融合發展，并一體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

產業作為生產一群同類產品的一群生產單位的集合，本質上是資源要素有機組合的產物，資源要素有機結合的前提是能夠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這就需要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有力支撐，故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在一定程度上是產業發展的延伸。馬克思認為：“生產越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而越是以交換為基礎，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生產來說就越是重要。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因此，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資本來說是極其必要的：用時間去消滅空間”。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要素的流向、流速、流量以及流動的半徑等與交通通訊系統等基礎設施體系的支撐能力密不可分，這直接關系到生產力中生產要素組合的可能性集合及其組合效能。表1的梳理顯示，工業革命以來的運河、鐵路、汽車、飛機、互聯網、通訊網、算力網等的演進歷程表明，交通通訊系統等基礎設施是服務和支撐各個階段產業及產業體系發展的重要一環，從某種視角來看，交通通訊系統等基礎設施體系現代化水平的高低，成為衡量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高低乃至衡量社會生產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完善的交通通訊等現代基礎設施，既是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動力，也是現代化實現的重要標志（黃群慧，2020）。如果說在以前的工業革命中主要是鐵路、公路、機場、電網、遠程通訊等交通通訊基礎設施，那么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更需要互聯網、算力網、通信網、大數據等信息基礎設施（黃群慧，2024）。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生產力實現極大提升，正如馬克思強調指出的：“正是由于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故而工業化成為世界各國推動邁向現代化的重要階梯，分析發達國家群體構成及其各自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基本上是通過走工業化道路實現的。“工業化”是指國民經濟中一系列重要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的過程（張培剛，2009），集聚和承載生產要素組合的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生產率水平的提升，則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重要體現。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的稟賦條件，往往形成具有差異化的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與此同時，不同的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又體現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高低、發展進程的快慢，特別是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的升級轉換能力往往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綜合競爭力的核心關鍵。根據表1可知，伴隨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經歷了棉紡織產業、鐵器制造業、鋼制品制造業、重化工業、汽車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等制造業主體的變遷，由此順次經歷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等的躍遷。當然，在這個演變過程中，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并非消失不見，有的（如紡織業）同新技術、新產業的有機融合實現新發展，向著生產率不斷提升的方向演進，進而一體促進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在當前數智時代，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正發生巨大變革，但社會生產力真正的驅動力量還是來自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主導產業系統，只是呈現出制造業信息化和服務化的趨勢（黃群慧，2017），人工智能產業、綠色低碳產業、生命健康產業等正日益成為先進制造業的重要主體。

根據產業體系分類模型，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之間的動態演進具有鮮明的協同共進特征，單個系統的進步不可避免會對另外兩個系統的發展提出需求或挑戰，在需求或挑戰的作用下會形成鏈式反應與反饋式響應機制，一般而言，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是引發產業體系矛盾運動的主要動力來源。正如大衛·蘭德斯（2007）的觀點，各種發明創造在互為挑戰、互為響應的次第中接踵而來，制造生產進程中某一階段的加速將導致其他一個或多個階段中生產要素的嚴重緊張，從而催生出新的發展來扭轉這種不平衡的狀態，這種“從挑戰到響應”的發展模式是英國工業革命爆發的重要原因。每次技術革命都使得整個制造生產體系得以現代化和更新，而技術革命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一組技術創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種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這種投入品往往是一種能源，有時則是一種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產品、新工藝和新的基礎設施。因此，推進產業體系向更具質態的方向演進，需要以系統思維統籌推進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信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的協同共生發展。

所謂先進制造業，主要是以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為主體內容的制造業，突出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方向。正是由于在三大子產業體系中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具有核心地位和促進產業體系效率提高的決定意義，故先進制造業發展的主要特質代表了產業體系的現代化特質，集中體現為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

智能化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特征。回顧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歷程，產業體系大致經歷以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為核心特征的演進階段。近年來，以ChatGPT、Deepseek等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持續涌現，加速了人類社會的智能化進程，人類文明正在深刻演化。有學者認為，在以大模型為基底技術的智能生產力中，技術的生產力化就體現為大模型的生產力化，抑或說智能生產力就具體體現為大模型所蘊含的生產力，將產生引領技術與社會發展的整體效應，可能締造出一種新型的文明———智能文明（肖峰，2024）。在這一進程中，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骨干的先進制造業，智能化程度是衡量其先進水平的關鍵標尺。國務院印發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規模超過10萬億元。智能制造發展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統產業的智能化改造升級，即隨著“人工智能+”行動的全面實施，傳統制造業通過積極運用先進數智技術進行智能化改造升級，在傳統產業全要素智能化發展中推進傳統制造業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夯實智能制造的主體根底；另一方面則是人工智能核心產業的快速發展，即伴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持續迭代升級和廣泛深度運用，基于智能原生技術、產品和服務體系等催生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將加速發展，廣闊的場景應用創新將驅動壯大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加速提升人工智能核心產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并牽引加速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信連接類產業體系的智能化發展。

綠色化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鮮明底色和內在要求。穩步推進和實現碳達峰，是推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必然路徑，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是碳排放的主要領域，其中又以制造業為重點。研究表明，我國工業碳排放約占碳總排放量的68%，如此之高的占比在全球所有主要國家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丁仲禮，2022）。與此同時，伴隨人工智能時代的加速到來，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深入推進，然而，人工智能本身也是重要的碳排放源（Dhar,2020），如何降低能耗、突破“能耗墻”是世界級難題（孫凝暉，2023）。因此，推動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的綠色低碳發展關系到能否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全局。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明確提出要以加快產業結構綠色低碳轉型、穩妥推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推進交通運輸綠色轉型等為重點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大力發展綠色制造，提升現代化產業體系綠色化水平，一方面，需加大研發綠色化、低碳化先進技術并強化推廣運用，推動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的綠色化、低碳化發展；另一方面，積極搶抓推進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發展機遇，在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孕育的巨大市場需求中培育壯大節能環保產業，以不斷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動能。

作為承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必然要求其主要構成的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實現現代化，即以現代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現代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現代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

制造業是科技創新應用最集中、科技創新活動最活躍、科技創新成果最豐富、科技創新溢出效應最強的產業（黃群慧，2023），作為生產力要素載體的產業體系，制造業發展無疑對生產力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創新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路徑，關鍵就是要以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為主攻方向，夯實先進制造業的骨干支撐。圍繞制造業“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短板弱項，采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強化制造業科技創新能力和制造業基礎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全方位全鏈條普及應用，滾動實施制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促進制造業數智化轉型，發展先進制造業集群；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探索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和風險分擔機制，實施新技術新產品新場景大規模應用示范行動，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以傳統產業優化提升、新興產業培育壯大、未來產業前瞻布局，筑牢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根基，進而承載發展壯大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作為社會生產生活的基礎，發展新能源和推動傳統能源的綠色化發展至關重要。我國當前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大數在100億噸左右，這主要由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結構所決定的，每年50億噸左右標準煤的能源消費總量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者合起來占比接近85%，而碳排放因子最高的煤炭又占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者之和的近70%，因此應加快推動電力/熱力供應端的以煤為主改造發展為以風、光、水、核、地熱等可再生能源和非碳能源為主（丁仲禮，2022）。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能源供給結構轉型，新能源發展加速。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24年上半年全國電力供需形勢分析預測報告》，截至2024年6月底，全國全口徑發電裝機容量30.7億千瓦，其中煤電占總發電裝機容量的38.1%，并網風電和并網太陽能發電合計占總裝機容量的38.4%，表明新能源裝機規模首次超過煤電，這是我國推進新型能源體系建設、能源電力結構綠色低碳轉型的一個“里程碑”，這將為全國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發展提供堅實的綠色能源保障，有力夯實綠色生產力發展的綠色能源基石。

縱觀世界文明史，人類先后經歷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每一輪革命都在科技創新引領下孕育出新的基礎設施，并推動產業變革向縱深發展，進而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劉烈宏，2024）。當今人類社會進入信息化時代，如同鐵路、公路、機場、碼頭、水利、能源、城市公共服務等各類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和人類現代化生活至關重要一樣，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物聯網、清潔能源網絡、智慧城市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對于經濟發展和信息時代人類現代化生活實現具有決定性意義（黃群慧，2020）。在大數據、大算法、大算力的大模型發展趨勢中，以新能源為主體的現代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支撐的高速信息網、高效算力網等現代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以及相應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對承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循環運轉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現代化產業體系承載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一定的外力作用，特別是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當產業體系中傳統產業主導但增長不斷下滑，新興產業雖然在成長但因缺乏核心技術、缺乏人才、發展阻力巨大等而發展緩慢，則可認為產業體系陷入“結構性陷阱”（芮明杰，2018）。走出產業體系“結構性陷阱”的唯一出路就是推進基于科技創新的產業創新，而這種創新需要產業體系中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的協同式集群式創新。新質生產力的形成發展同樣需要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各個子系統的創新協同演進，這種巨系統的結構性協同對制度或國家動態能力提出較高要求，因為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基于特定制度基礎而被“組織”起來的要素累積過程（賀俊和呂鐵，2015），制度的差異也即背后國家動態能力的差異是關系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及其承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搶抓新生產力系統與傳統生產力系統演進轉換的戰略機遇，需要來自宏觀、中觀、微觀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所蘊含的綜合動態能力的有機作用（黃群慧和盛方富，2025）。因此，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目標方向，改革完善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朝著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最有利方向系統性改革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并強化相互之間的有機協同，促進社會———制度領域動態適配技術———經濟范式變革，是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戰略機遇的基本路徑。

基于產業體系分類模型，為促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新質生產力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用足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等，在人工智能、綠色低碳、服務型制造等領域強化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等創新，推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等，培育一批燈塔企業、獨角獸企業、瞪羚企業、專精特新企業等，將人工智能產業、綠色低碳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等培育成為具有世界引領力競爭力的先進產業集群，真正將現代化產業體系打造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強物質技術支撐。

以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為牽引，推進能源強國建設，加快新型能源體系建設，擴大綠電應用，穩步提升新能源在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體而言主要從能源動力供給端和消費端著力，能源動力供給端方面，通過發電技術、儲能技術和輸電技術的持續突破與革新，推動可再生能源和非碳能源成為我國能源供給的主要來源和可靠來源；能源動力消費端方面，在建筑、交通運輸、工業生產等領域有序用綠電、綠氫、地熱等非碳能源替代傳統的煤、油、氣，并在替代過程中強化相應工藝技術的創新，以盡可能降低能源消費成本。

面向未來通信、未來出行、未來算力等發展與需求，服務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需要，聚焦人工智能、綠色低碳、生命健康、航空航天等重點產業領域，適度超前布局發展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型基礎設施，推動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加快形成全國一體的新能源網、大數據網、算力網、天地空立體網等，以構建現代化綜合立體的現代交通通信連接類產業體系，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加速發展。

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的300多項改革任務為統領，加快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體制機制、持續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促進科技教育人才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強化科技金融產業循環發展的體制機制等，促進形成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升級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政策舉措，以系統思維促進能源資源動力類產業體系、交通通訊連接類產業體系、制造加工生產類產業體系之間創新發展的整體部署和有機協同，并根據形勢發展變化不斷優化相應的改革舉措和體制機制，以推動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最大協同效應和整體效益，搶抓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發展壯大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機遇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