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區（以下簡稱“示范區”）高質量發展，是準確把握我國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發展階段性特征，引領帶動該類型地區振興發展，確保其在2035年與全國同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舉措，不僅有利于促進形成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格局（張其仔、葉振宇，2022），還可有效支撐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進程（張其仔，2022）。自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土資源部、國家開發銀行5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支持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以來，我國分三次在具備條件的城市支持建設了20個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區和20個縣城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園區（見表1），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示范區改革創新的政策文件（見表2），初步形成了支撐示范區高質量發展的長效工作機制和閉環政策體系。然而，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區創新發展動力不足、支撐體系建設滯后、轉型發展路徑受阻等（佟孟華等，2022；張慶杰、曹忠祥，2022）問題逐漸凸顯。“如何進一步持續增強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成為新時代示范區高質量發展進程中亟須破解的難題。

近年來，諸多學者圍繞示范區轉型升級的核心動能展開探討，關鍵詞包括數字經濟、科技創新、創新平臺等（劉釩、吳蓉，2023；李業錦等，2022；王旭、馬宗國，2022），但仍有一些不足。一方面，研究視角較為單一，缺乏對系統性、全局性影響因素的考量；另一方面，對影響機制的探討不夠深入，重實證輕理論分析，導致研究的現實指導作用不足。隨著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并成為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生產力理論，探討“以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為抓手，推動示范區產業轉型升 級內生動力持續增強”的理論邏輯和實踐路徑具有較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實現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而產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周文、許凌云，2023）。2023年9月6~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期間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并強調要“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習近平，2023a）。2023年12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2023b）。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進一步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習近平，2024）。目前，我國新質生產力尚處于培育發展、加快形成階段，現有研究已將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視作培育內生動力、增強發展新動能的核心驅動力（徐政等，2023；魏崇輝，2023）。

因此，本文旨在系統論述以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推動示范區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現實堵點和實踐進路。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理論層面構建以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推動示范區高質量發展的“主體—要素—結構”分析框架，為后續新質生產力研究做出視角提供、體系構建的節點性貢獻；實踐層面，對現實堵點的梳理和實踐進路的探索可以為相關領域政策制定和制度優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啟示作用。                                                                  

?（一） 新質生產力產業主體培育促進示范區內生動力提升

示范區高質量發展要求形成更加完善的、以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為引領的產業轉型升級動力機制。一方面，科技創新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引擎，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提升產品質量 和附加值、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應對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和競爭壓力、實現產業從低端到高端跨越式發展的核心動力；另一方面，體制機制創新是激發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內生動力的關鍵因素。良好的體制機制能夠為示范區城市企業提供穩定、透明、公平的營商環境，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然而，目前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依賴傳統產業、對新興產業和創新領域的投入不足、體制機制僵化、新興產業配套不夠完善等局面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導致創新體系建設難以支撐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需要，示范區轉型升級動力機制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發展和創新，區別于與傳統生產力相匹配的勞動者（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勞動資料（普通的機器設備和電子計算機）以及勞動對象（以物質形態存在的未經加工的自然物以及加工過的原材料），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則是以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為代表的智力工人，以“高級、精密、尖端”設備為代表的新型勞動資料，以及在傳統勞動對象基礎上增加的伴隨科技進步新發現的自然物、注入更多技術要素的原材料以及數據等非物質形態的對象（周文、許凌云，2023）。而這樣的質變必然會引發社會各生產部門的系統變革和社會分工大變革，使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達到新高度，為未來經濟增長注入強大新動能。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進程中的產業主體培育能夠有效激發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其中的關鍵在于，前瞻布局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代表的前沿產業主體（鈔小靜、王清，2024）。其一，這些產業主體不僅體現了單一技術領域的漸進式科技創新，而且代表了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所帶來的產業和技術革命，能催生大量新產品、新興產業、新服務和新模式，深刻改變社會生活方式、產業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方式（李曉華，2019），促進要素資源配置到更高效率、更具創新性的企業和部門，從而推動經濟發展效率不斷提升（任保平、王子月，2023），成為推動示范區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其二，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進程本質是顛覆式技術創新的過程，此類創新需要依托高水平的產業主體，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不僅能夠助力其他產業的科創力量成長，在融合應用新技術與新產品的同時推動既有傳統產業部門向質量變革和效率變革的目標邁進，還可以有效促進技術在不同領域之間轉移和跨界融合，通過技術擴散的識別與導入、生產協同和應用創新三個階段帶動全局創新（李雪松等，2022），不斷為示范區轉型升級注入新動力。其三，未來產業主體培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示范區提供“彎道超車”的動能。我國傳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已經面臨較為激烈的市場競爭，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亟須開辟新領域新賽道。未來產業尚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早期階段，雖然伴隨著較高的創新風險和試錯成本（陳志， 2023），但全國乃至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均處在相同的起跑線上，一旦先發布局的地區或經濟體能夠引進、培育高水平的未來產業主體，并形成產業集聚，那么無疑將獲得巨大的“創新租金”（鈔 小靜、王清，2024），進而獲得“彎道超車”的機會。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5G通信產業、北斗導航、 鐵基超導等領域在世界范圍內的領先發展都充分證明了這點（周文、許凌云，2023；周麟、沈體雁， 2023）。

示范區高質量發展要求構建更加完善的、以產業園區和產城融合發展為載體的產業轉型升級支撐體系。構建以產業園區和產城融合發展為載體的產業轉型升級支撐體系，是示范區實現資 源配置優化、創新驅動引領、堅持綠色可持續發展、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 產業園區作為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其高水平建設能夠有效集中資源、集聚要素，推動城市產業集群化發展，為企業提供共享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技術支持，進而有助于降本增效，吸引匯聚更多投資和優質企業入駐，進一步壯大城市產業規模、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產城融合發展作為實現新型城鎮化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不僅可以有效避免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脫節的問題，推進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和功能完善，還可以通過促進人口和產業的有序集聚，為城市發展提供可持續動力。然而，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多存在傳統工業集聚 地“獨善其身”式發展的路徑依賴特征，缺乏對產業園區和產城融合發展的整體性戰略布局，再加上城市建設滯后、城市功能不完善、公共服務設施不足等問題，導致既有的城市功能版圖無法滿足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將“知識”“技術”“數據”引入生產要素，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要素理論（蒲清平、黃媛媛，2023）。新質生產力最重要的構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在于顛覆性技術、前沿技術等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催生了符合新質生產力要求的新生產要素。不同于傳統生產要素遵循規模報酬不變（遞減）的規律，以數據要素為代表的新生產要素因兼具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雙重身份而被納入生產之中，超越了傳統要素的基本屬性與價值創造的能力，以價值倍增的網絡效應、 集約替代性和依附倍增性特征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洪銀興、任保平，2023）。

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既要實現對傳統生產要素的質量升級，又要推動數字化和智能化新要素深度融合發展，而這必然要求形成由更加高效集約的土地要素、更加優質安全的資本要素、更高素質的勞動力要素、更高質量的數據要素以及起到引領作用的科技創新要素（魏崇輝， 2023）構成的完備市場化要素體系，起到倒逼示范區進一步完善產業轉型升級支撐平臺的作用。一方面，只有高標準高水平建設示范區中的產業園區，才能實現資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和集聚發展，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工業化和信息化、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協同創新融合。作為政府推動經濟的重要抓手，產業園區是“政府的手”，發揮政策引導、培育投入以及政策支持作用的主要著力點，也是充分補充“市場的手”，實現優質土地、資本、人才、數據等要素的合理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以產城融合發展為載體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要素體系構建的必然要求。創新型人才是新質生產力生成的決定因素（杜傳忠等，2023），只有推動示范區產城融合發展，打造宜居宜業發展環境和創新生態，才能吸引并留下高素質人才和企業，而他們的集聚也將推動示范區文化、 生態環境、公共服務等配套設施等得到進一步完善（馮烽，2021）。

示范區高質量發展要求踐行更加完善的、以智能化和綠色化改造為重點的產業轉型升級發展路徑。目前，智能化和綠色化已經成為全球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韓保江、李志斌，2022）。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只有充分適應這種需求和變化，通過智能化和綠色化改造，提高產業的技術 含量和附加值，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才能有效推動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然而，由于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往往具備能源資源產業和重化工業集中的特征，綠色轉型任務較為繁重，對智能化改造的需求相對較低，轉型升級動力由此不足，再加上原有企業技術水平落后、相關產業人才不足、技改資金投入有限等客觀約束，示范區轉型升級路徑受阻，以智能化和綠色化改造為重點的產業轉型升級發展路徑失靈，亟須通過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廣泛融合，推進先進節能低碳技術、裝備和管理模式普遍應用，以及全面優化示范區經 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等舉措實現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發展路徑的進一步完善。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進程中的產業結構升級能充分實現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發展路徑引領。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不僅要求示范區產業結構逐漸走向高端，知識密集型產業和技 術密集型產業成為經濟支柱（芮明杰，2018），還要求憑借其綠色化、智能化、高附加值、高增長性等產業結構整體效能，發揮帶動整個產業體系效益提升的引擎作用，實現筑牢示范區高質量發展的物質基礎。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目標產業結構能從以下幾個維度充分引領示范區產業轉型升級發展路徑。一是產業結構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數據作為重要生產要素與其他要素一起參與生產環節，能促進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不僅支撐了工業領域智能制造和自動化生產的發展，而且正在向醫療、政務、金融和交通等各領域全面滲透，為新技術、新模式、新產業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石建勛、徐玲，2024）。發揮好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中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價值（翟緒權、夏鑫雨，2024）將進一步推動示范區產業智能化轉型升級。二是產業結構的綠色化轉型。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不僅能帶動節能降碳等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的研發突破，還可以推動相關節能降碳技術在一些傳統產業上的技術應用（周文、許凌云，2023），有效助力示范區產業的綠色化轉型。三是產業結構的融合化發展轉型。隨著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行業邊界越來越模糊，前沿科技跨領域交叉融合趨勢越來越明顯（徐政等，2023），新質生產力的加快形成離不開多學科交叉融合發展、多領域技術融合創新（魏崇輝，2023）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三次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不同產業間的高度融合，能夠充分引領示范區產業的融合化發展轉型升級，推動示范區產業結構朝著合理化、高度化方向不斷升級。

目前，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長期存在的體制機制僵化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區域間的市場分割嚴重，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較高（鄭軍等，2021），這不僅直接制約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 城市突破“路徑鎖定”和“資源詛咒”，還嚴重阻礙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進程，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示范區市場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要素的高效流動受到制約，資源配置的效率 有待進一步高，地方政府過多介入阻礙了市場的開放和競爭，導致民營經濟和高素質人才的創新熱潮受到壓制；二是示范區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不完善，創新型資源和要素在示范區內匯聚和有效組合存在體制壁壘，先進技術通向市場化、商業化的體制機制仍存在較大阻礙；三是示范區人 才發展體制機制建設滯后。沒有人力資本的躍升就沒有新質生產力形成的基礎，創新型人才是新質生產力生成的決定因素（杜傳忠等，2023）。例如，近年來我國東北地區的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 城市人口分布不均衡持續加劇，人口集聚水平偏低，只有25%的資源型城市人口水平保持不變或提升，而75%的資源型城市人口持續外流（陳妍、梅林，2018）。留住人口、吸引人才，成為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亟須面對的難題。但就目前而言，一方面，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尚未形成有利于充分發揮企業家作用、培育企業家精神的體制機制，無法較好地激發市場主體發揮創新活力和創造力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在科技人才發展機制和創新人才培養制度的建設往往相對落后，導致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無法得到最為關鍵的高素質人才保障。

雖然近年來示范區在加快培育和發展以重大技術突破、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基礎相對薄弱，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仍存在較大困難（程顯揚等，2020）。例如，有關研究報告顯示，我國資源型城市中煤炭城市占53％、森工城市占18％，有色冶金城市、石油城市、黑色冶金城市、其他類型城市分別占10％、8％、7％和4％。這些城市大多是依托礦區建設起來的，構建現代產業基礎的 設施條件相對落后。

從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產業主體培育角度來看，當前我國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仍然以位于產業鏈中低端環節的傳統產業為主，存在產業鏈條短、產品附加值不高、產業集聚度偏低、市場競爭力不足等問題，且由于釋放發展新動能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仍需要較長時期的培育和積累，示范區產業主體培育處于“陣痛期”；從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要素體系構建角度來看，示范區在以數據、技術、人才、市場等為代表的新要素獲取競爭中并不占優勢，現代服務業、 高技術產業和未來產業等所需技術欠缺和資金投入不足、創新人才短缺、市場發育不充分等都是掣肘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從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產業結構升級角度來看，“路徑依賴”和“資源詛咒”帶來的資源型產業結構和傳統重化工業產業結構易受國內外資源價格和需求的周期性影響，抵御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和市場波動的能力較弱（吳康等，2023），特別是在目前降碳減排的大背景下，示范區要跨越與原產業相關度高的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結構，實現路徑突破型結構升級，明顯難度更高、風險更大。

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對所在城市或地區業態功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由于歷史遺留或形勢變化等原因，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往往存在產業結構單一、基礎設施支撐不夠、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城市規劃不合理以及環境質量相對較低等缺陷，導致示范區所在城市的吸納就業、產業發展、人口集聚和公共服務等城市功能無法得到有效實現（安樹偉、張雙悅，2019），無法滿足加快新質生產力產業主體培育、要素體系構建和產業結構升級對城市功能的要求，亟須面向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開展城市更新。但客觀來講，目前國內城市更新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超大特大城市，示范區所在的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多被忽略，且由于社會問題復雜、吸引資本的能力弱、財政壓力大等原因，推進城市更新工作存在較大困難（吳康等，2023）。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的城市更新過程存在模式單一、過分注重工業園區的改造、忽視城市整體的功能建設、市場機制不夠完善導致更新過程缺乏效率、社會參與度不高影響可持續性、更新過程缺乏長期規劃與穩定政策支持等一系列問題，城市更新改造模式有待創新（程顯揚等，2020；周麟、沈體雁，2023）。

深化改革筑牢制度根基是破除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障礙、激發示范區轉型升級內生動力的關鍵。必須全面深化體制改革，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以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加快圍繞創新驅動進行體制機制變革，促進形成有利于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和創新成果轉化的新機制（周文、許凌云，2023）。一是要制定并完善優化示范區營商環境的政策制度。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加快示范區內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促進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同時通過減少行政審批、鼓勵民間投資和創業等實際舉措，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創造更大發展空間。二是要強化示范區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完善和改革，培育示范區創新文化，加強創新知識產權保護。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體系，積極打造以科技領軍企業、國家實驗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國家科研機構等為代表的區域科技創新平臺，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完善示范區助力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提升科技成果產業化水平、引導社會資源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流動的相關制度安排。三是要推動示范區加快建立保護企業家、發揮企業家作用、培育企業家精神的體制機制，實現在制度設計上從局部領域的“管”轉向全局系統的“統”、在立法原則上從正面清單的“立”轉向負面清單的“破”、在行政執法上從立足短期的“罰”轉向放眼長遠的“保”三大轉變（李志斌、鄒一南，2023）。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以更加積極、開放、有效的創新人才政策，充分激發廣大人才的創新動力和活力。

推動示范區實現精明專業化，是指打造特定地域特色的區域協同創新生態系統，推動區域經濟向高度智慧化、可持續性和包容性的增長方式轉型（賀燦飛、李志斌，2023）。它是應對示范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進程中所面臨的現代產業基礎薄弱、產業轉型“陣痛”、要素體系競爭力欠缺以 及產業結構鎖定等困境的重要“法寶”，是集專業化集聚、高質量產業演替、發揮本地稟賦優勢、產業多樣化發展、克服區域產業發展路徑鎖定等優勢于一體的區域發展模式。具體實施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指以示范區現有的存量技術和知識，選擇相關性較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目標產業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并圍繞核心能力、資源、技術和知識積累向外逐步演化出相關產業，在示范區內形成認知鄰近的多元化相關產業集聚，從而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早期能充分發揮示范區自身稟賦優勢，開啟良性發展勢頭；第二個階段是充分發揮示范區地方政府“樂隊指揮”的作用，引導市場主體和社會力量產生合力實現突破式創新，并在顛覆式創新中發揮系統構建者的作用，推動區域內不相關知識進行重組產生新產業，從而推動示范區實現路徑突破式轉型升級，實現未來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

站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起點，全面提升城市品質不僅能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能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必要保障。示范區城市品質的全面提升能夠通過優化城市環境、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城市文化軟實力和推動綠色發展等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必需的城市功能。一是要圍繞強化數字轉型、智能 升級、融合創新支撐，布局建設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等城市新型基礎設施，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構筑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二是要以生態文明理念為出發點,引導資源集約化、生態化、綠色化、循環化開發, 強化生態保護和環境整治,實現資源開發與城市發展的良性互動, 探索建立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動力積累的長效機制（吳青龍等，2019）。三是要因地制宜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一方面，應當從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自身的發展條件和發展能力出發精準施策，以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為目標，科學確定功能定位，充分挖掘空間潛力，以激發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所需的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大力推動示范區城市更新制度創新，建立更加靈活的不動產權管理制度、建設規劃審批制度以及搬遷補償制度等（吳康等，2023），破解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存在的實際難題，積極推動示范區城市品質全面提升。